党的二十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革命文物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面加强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新时代的工作要求对学术界和文博界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即如何建立革命文物学科体系和重建革命文物体系。
革命文物的研究性质和研究目的，与近现代历史文物不同，最终任务不是落在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上，而应把落脚点放在教育和宣传两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革命文物的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文物的宣传功能是通过革命文物的研究，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力量。由此可见，革命文物的研究涉及党史、革命史、政治思想史、思想政治教育、新闻传播学以及文物、博物馆学等多个不同学科，需要各学科共同进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学科的基础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在繁荣发展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探索和建立自主的学科体系。在这一背景下，党和政府又非常重视革命文物工作，我们应趁此机遇把以往出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的革命文物体系建立起来。当然，体系建设与学术研究还有区别，学术研究是体系建设的阶段性成果，而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持续的工作。高屋建瓴的体系设计是必要的，但体系建设需要沉淀和发展，最初不可能把所有细节都考虑到，把所有问题都讲清楚。
革命文物的时间范畴需要重新界定。以往我们对革命文物时间范畴的界定基本延续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对革命文物的时间界定，以五四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心，远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的近代革命运动，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革命文物的范围也以革命运动为中心，着重反映革命运动过程中的文献与实物，包括秘密和公开时期之报章、杂志、图书、档案、货币、邮票、印花、土地证、路条、粮票、摄影图片、表册、宣言、标语、文告、年画、木刻、雕像、传记、墓表、革命先进和烈士的文稿、墨迹及用品，兵器、旗帜、证章、符号、印信、照片、衣服、日常用品，以及在革命战争中所缴获的反革命文献和有关实物等。如今，中国共产党已是百年大党，社会面貌早已发生日新月异的深刻变化，社会主要矛盾也与革命时期大相径庭，过去“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主题已经转变为“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时代主题，因此，革命文物体系也要鲜明地体现这一转变，革命文物不仅体现革命斗争的一面，也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面，要把整个伟大变革历程反映出来。新时代革命文物体系建设要充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例如，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湖南十八洞村贫困户隆兴邦的精准扶贫脱贫评估档案，既是新时代的物证，也属于革命文物的范畴。站在新的时代起点上，我们要统筹考虑，重新建立革命与建设时期的时间轴，在此基础上对具体革命文物所反映的时代内容做出恰当的评价与定位。
革命文物的空间范畴需要重新考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是我们党百年来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出要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强调“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在党的各个革命与建设时期，国内、国际因素均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革命文物体系建设国内因素方面的基础较好，在党的各个革命历史时期都有典型的遗址和物证，相关研究较为充分，如嘉兴、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地的革命遗址保护、革命文物征集、文物展陈、活化利用等工作都走在前列。观众去到实地，看到实景、实物，都能直观地受到教育。另一方面，关于国际因素的革命文物工作基础还较为薄弱。例如，大量的海外党史文献和共产国际文件目前还未得到规模化的有效利用，中共六大等海外革命遗址和革命文物缺乏系统研究。又如，展现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合作成就的海外物证，也应纳入革命文物的范畴予以讨论。
革命文物的研究路径需要创新。革命文物和历史文物在研究方法和路径上应有所区别，不能全然借用或照搬历史文物的研究方法，要建立自己独特的研究路径。例如，全国各地档案馆藏有大量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档案文献，这是历史文物特别是古代历史文物研究所不具备的资料条件。再如，大量多媒体文献，包括照片、唱片、音视频资料等，也是古代历史文物研究不具备的，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有这些资料，因此，革命文物研究具备可听可视化的途径。又如，口述史研究方法也是历史文物研究不具备的。不难看出，在研究路径上，革命文物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在学术研究和体系建设上自然要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当然，这些新的路径其实也是革命文物的新样态，由此又引出革命文物的类型学研究这一课题。只有规范了革命文物的类型和适用范围，才能为更规范、科学的革命文物展陈提供基础。
总之，创造性地建立革命文物体系正当其时，同时又任重道远，需要系统、科学地论证革命文物的性质、任务、内容和时间、空间框架这些基本问题。
作者：牛贯杰（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