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在外文出版局《人民中国》从事编辑部工作，到在新华社担任15年驻日本记者，再到成为原文化部主管对外文化交流的副部长，刘德有说，回想一生，在党的领导下，他只做了一件事——对日工作。“尽管我没有上过大学，没有专门搞对日研究的经历，但党安排我所从事的各项工作以及各个时期国内外形势把我推到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之中，使我与日本问题、日本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跟着革命的洪流走下去”
1931年，刘德有出生于当时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大连。抗战胜利后，旅大地区解放，刘德有参加了工作，并于1952年调至北京。1956年，党的八大前夕，正在八大筹备期翻译处工作的刘德有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那一年，他25岁。
刘德有总结，自己对党的认识和政治觉悟是逐步提高的。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1946年，刘德有在家乡参加工作前学唱的这首歌，是他对“中国共产党”这一概念最早的接触。
刘德有参加工作前夕，正值解放战争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解放大军大举进关之时。虽然没有经历过枪林弹雨，但刘德有还是被革命的洪流卷进了革命队伍中。“当时，对于东北青年来说，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记得，那时一位大连诗人的一句诗对我的感染和影响很大——朋友，你要站稳了脚，地球在大翻身。参加工作后，我经常想，我一定要站稳脚跟，跟着革命的洪流走下去，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
参加工作一个月后的1949年4月1日，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在大连公开了。这一天，在大连市文化宫隆重举行了中国共产党旅大区活动分子大会。在组织的安排下，刘德有也获得了出席大会的荣誉。“这是党对我的信任，对我的培养和激励。”而这件事，也让他终生铭记。
至今，刘德有仍珍藏着65年前所写的《入党申请书》底稿。在申请书中他郑重写道：“我认为，我应该在这个伟大的光荣的时代里，永远走在前头……我现在所做的工作是国际宣传工作。我认为，这个工作是党的事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共产主义事业是同国际主义分不开的。虽然我的力量很渺小，但是我愿意在工作中尽我最大的努力。我深深地体会到我同党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不能够离开党。我认识到，我应该成为一个为党的事业奋斗的自觉的战士。我愿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成员，在党的直接教育和监督下，同人民群众一道，为了更好地工作，为了彻底完成党的事业而作不屈不挠的奋斗。我愿意做到像保尔（保尔•柯察金）所说的那样，把我唯一的生命贡献给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刘德有说，这就是他入党的初心、动机和原点。
为国家领导人做翻译
1952年调至北京后，刘德有经常被安排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翻译。“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等领导人做口译，不同于一般的口译，每一场都很紧张。当时年轻的我，是从‘实习’开始，经历了从失败，到接受教训，再失败，再接受教训，直到逐渐熟悉这样一个过程。”刘德有说，那时，他还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刚来北京不久就担任如此重要的任务，简直就像做梦一样。“一个人的命运，是和他生活的时代不可分的。这样想来，我只能说我是幸运的。”
这项工作对于刘德有而言，也是接受党教育的珍贵过程。通过直接接触伟人，刘德有进一步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也让他更加注意和关心中日关系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并且接触和学习到国家领导人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策略和方针。这也为他之后的外事工作特别是后来到原文化部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2年1月2日晚，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以铃木茂三郎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第三次访华团，刘德有担任此次会见的翻译。在谈话中，毛主席向代表团着重介绍了中国革命的过程。在谈到各个历史时期参加革命的人数时说，现在年轻的党员大量增加。毛主席一面说，一面把脸转向刘德有问道：“你是哪一年入的党？”
“1956年。”刘德有回答后，毛主席对客人说：“他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入的党。”
也是在这次会见中，刘德有听到了毛主席关于“在游泳中学游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论述。
在谈话过程中，代表团团员、军事评论家石桥政嗣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问题：“毛主席善于用兵，所以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请问，您读的是什么兵法？是《孙子兵法》吗？”
毛主席笑着回答说：“我不是靠看书本打仗。靠书本是打不赢战争的。我是边打边学。”
“您读过克劳塞维茨的书吗?”
“革命前没有读过。后来读了。克劳塞维茨的著名论点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这句著名的论点，刘德有曾读过，于是顺利地翻译出来。译完，他不觉松了一口大气。
给领导人做翻译，有时也有译不出来的情况。周总理向他伸出援手的一次经历，让刘德有终生受益。
那是1957年3月11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周总理会见以著名导演牛原虚彦为团长的日本电影代表团。在谈话中，周总理说出了一个名字——“Ruan Ling-yu”，到底是哪几个字？刘德有脑子一片白。
“‘Ruan ling-yu’就是上个世纪20年代在中国红极一时但又遭受不幸命运的女演员阮玲玉。对于这位超级女明星，中国人太熟悉了。然而，由于我当时还很年轻，况且出生在一度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大连，对于中国内地上海的情况不甚了了，又没有什么社会阅历，尤其糟糕的是那个时候我对于中国电影界的历史和明星漠不关心，所以我根本不知道阮玲玉。”
这便如何是好？刘德有心中焦虑，急切地盼望着有谁能助他一臂之力。没想到，周总理看他译不出，很为难的样子，便在刘德有翻译用的笔记本上，用铅笔写了三个字“阮玲玉”。“也许周总理觉得字迹潦草了点，怕我认不出，在本子上又一笔一画地写了一遍。我照着汉字译出‘げんれいぎょく’时，牛原等人频频点头。看来，他们早就熟悉这位名伶。不知道的只有‘不学无术’的我。”
会见结束后，周总理把中方陪见人和刘德有留了下来。说起翻译中“卡壳”的事，周总理说：“应当让年轻人懂得历史，不能割断历史。割断历史，不好。”“周总理的这一教导，指出了当时社会上一般不重视对年轻人进行历史教育的倾向。或者说只强调重视革命历史教育，而忽视进行全面的历史教育。当然，我理解周总理是教导我要好好学习历史，增加必要的基本知识。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周总理对我进行了批评、帮助和教育。周总理的批评，一针见血地触及了我的弱点，同时又给我明确地指出了努力方向，使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周总理当时留下宝贵字迹的本子，刘德有一直珍藏至今。每次拿出本子，看到周总理的手迹时，刘德有总会感到有一股无穷的力量，在鞭策鼓舞着自己。
获“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在原文化部工作的十几年，通过具体实践，刘德有有意识地重点学习如何正确掌握和贯彻执行党的对外文化交流的方针政策。刘德有说，这段时间的经历，为他后来的日本研究工作注入了灵魂。
2018年11月，刘德有获得了国家从事翻译和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最高荣誉——“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我能获得这一大奖，感到无上光荣，同时也感到惶恐。我为党的翻译和对外文化交流事业谈不上有什么贡献，既没有显赫的业绩，也没有惊人之举。我所做的事，都是我分内应该做的事。如果跟老前辈、先达和同事们的贡献和业绩相比，真是渺小得可怜。但是，党却给了我这样的殊荣，实在是受之有愧。”刘德有说，这一荣誉不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曾经与他一起从事翻译工作和中外文化交流事业的所有同事。
对青年党员的三点希望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刘德有说，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个已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人民的一份子，能赶上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伟大时代，他感到无比光荣和激动。
对于年轻的党员，刘德有有着殷切的期待。“年轻党员是我们党的新鲜血液，是我们党事业的生力军和接班人，今天年轻的一代人欣逢伟大的美好时代，生活和奋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以及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而奋斗的光荣时代，该有多么的幸运和幸福啊！与此同时，祖国和人民给今天的中国青年赋予了新时代和新征程的重任，他们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对于青年党员，刘德有有三点希望：加强党性，自觉地培养并担负起我们这个时代应有的责任，树立勇于完成历史赋予我们使命的远大理想；加强党性，坚定不移地忠于我们的党，热爱我们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民；加强党性，刻苦努力学习，不断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加强自我道德、科学、文化等修养，永远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如今，世界已经进入数字化、信息化、人工智能化的新时代，我愿意在习近平同志号召的‘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鼓舞下，努力学习，不断学习，做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继续为党的翻译和对外文化交流事业以及培养青年一代的工作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刘德有笃定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