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旧社会，成长于新中国的苏移，亲历并见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深切地感受着党和国家对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艺术从业者的关爱。
在知识分子家庭长大的苏移自幼酷爱读书。幼年时期，他在家中长辈的熏陶下开启京剧启蒙。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与胞妹苏稚一同考入文管会领导下的戏曲学校筹办组织，接受系统的京剧训练；1950年，中国第一所戏曲学校——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成立，他师从贯大元、雷喜福、鲍吉祥学习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在校期间，苏移跟随来自延安和解放区的革命文艺先驱史若虚、任桂林、阿甲、李紫贵等先生学习戏曲理论，牢牢地树立了“艺术来源于人民，人民是艺术真正的主人”的从艺志向。
苏移的求艺之路始终紧跟党的领导。1951年5月5日，为净化戏曲舞台，周恩来总理签发《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核心内容即“改戏、改人、改制”的提出迅速掀起了戏曲改革的高潮，作为戏校学生的苏移在这场对戏曲剧目、戏曲工作者、戏曲制度等的全面改造中深受洗礼。“戏改”宣扬反抗压迫、爱国爱民的剧目，摒弃封建道德、野蛮恐怖、丑化侮辱劳动人民的剧目，新中国戏曲教育教学的内容与内涵得到了极大丰富和提高，苏移深刻体会到在党的文艺方针引导下戏曲领域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党对新中国戏曲教育事业的领导，培养了新型戏曲人才，奠定并形成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艺术观。”
1958年毕业后，因嗓音变声未能恢复而心灰意冷的苏移被安排进入中国戏曲学院导演进修班学习，师从翁偶虹、范钧宏研习戏曲文学，至此，他的艺术重心从表演转为戏曲文学和理论研究。“改行”后的苏移遵循党的新安排、新需要、新部署，没有辜负艺术前辈对他的培养和重任，没有放松对艺术精益求精的追求。面对校领导的殷切嘱托和戏曲理论类课程的缺失，才下“舞台”又上“讲台”的他以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开始了长达40年的京剧史论学习研究和教学实践。他编撰的《京剧简史》讲义深受师生欢迎，他也成为学院首任京剧史专业课教师，填补了当时京剧史论教学的空白。作为中国戏曲学院第一位京剧史教师，苏移可谓京剧学学科建设的先行者，他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奠基工作，治学之严谨，耗时之大量，文献史料梳理之庞杂，为后学者树立了榜样。
80年代初，党和国家为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艺术生产逐步恢复，艺术人才得到重视，大量优秀的传统剧目恢复排练演出。中国戏曲学院作为较好保留了京剧传统剧目和流派精髓的院校，承担起大量的复排工作，此时的苏移先后任职学院戏曲文学系、戏曲表演系、创作研究部主任。工作中，他会同师生，根据“三并举”的戏曲剧目政策，研究制定了适应大学教学体系的“三并举”剧目教学方针，制定并实施师资及教材的提升和保障工程。表演经验和理论素养俱佳的苏移创造性地提出了“3个1/3”的师资队伍建设理论（即具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老师占1/3，有基础有能力的青年教师占1/3，有丰富舞台表演经验的名家占1/3），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教育教学建议对于促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水平、繁荣剧目创作、扩大学术交流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校任教的30多年间，苏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扎实的理论素养、卓越的管理才能，不讲条件、不计代价地规范学科设置，科学设置课程，配齐师资力量，为新中国文艺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后继人才。
1984年，苏移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忆这段经历，苏移记忆犹新，“当时的科研处党支部书记张琪瑶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常与我谈心谈话，给我做思想政治工作，为我们讲解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讲述延安平剧院进行京剧改革的事例、分析戏曲改革的重点难点。在他的引领下，我对党的文艺事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进一步坚定了理想信念，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93年至2000年的八年间，苏移任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京剧》杂志主编，他锲而不舍四处奔走，克服资金难以筹集、市场不景气、队伍不完备等一系列困难，啃最硬的“骨头”、攻最难的“山头”，健全了制度，拉起了队伍。面对财物诱惑，他从不动心，坚持依规依纪办好实事，把握原则严守纪律“红线”，他常说：“怕吃苦、怕得罪人就当不了院团领导！”他把爱岗敬业作为道德操守，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坚持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坚持“把机会和平台留给年轻人”。虽然是京剧最高表演团体的负责人，但苏移为人随和，与他共事相处过的人不论时间长短，或是角色身份不同，都能体会到他的包容气度和学者情怀。八年间，他带领全体演职员一心一意谋发展，大大增强了剧院凝聚力，理顺了艺术生产关系，规范健全了演出队伍，实实在在地改善了演职员生活水平。
在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工作中，苏移不存私心，不遗余力，把最高水准的京剧艺术和艺术家送出国门。在一次带团赴日访演过程中，邀请方——日本当代著名剧作家、音乐家真山美保的秘书询问苏移，“您最想带回去的礼物是什么？”苏移并未选择当时的“稀缺商品”，而是回答：“我最需要、最想带回中国的，是中日文艺工作者的深厚友谊。”真挚朴素的答案赢得了中日双方高层领导、文化官员的敬重和赞许。
繁重的行政工作之余，苏移以一位京剧人的责任感和严谨治学的态度几十年如一日地精研磨砺，笔耕不辍，在戏曲理论研究方面，尤其是京剧史论领域建树颇丰。他所著的《京剧简史》《京剧二百年概观》，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京剧的历史形成、发展做了创建性研究，是出版的第一本较为系统的中国京剧史专著。退休之后，他倾力撰写《京剧发展史略》，洋洋洒洒41万字，成为篇幅最大、史论内容最丰赡、历史分期独有特色的京剧发展史专著。他担任主编的《中国京剧史（上、中册）》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京剧史（插图本）》获全国26届优秀出版物提名奖；编著的《京剧常识手册（京剧史部分）》被教育部列为中小学知识图书；编著《京剧剧谚选注》对京剧“行儿里”的唱念做打、艺德修养等术语、谚语做出了详尽的注解和阐释。在戏曲编剧和导演领域，苏移也发挥了卓越的才能，导演了《急子回国》《洪母骂畴》，编写《长平之战》《宝马圆情》（与戏曲剧作家邹忆青合作）等优秀京剧。
苏移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用实际行动践行“党是一生的追随”的信仰。在感怀党的恩情时，他说：“十几岁的时候，我虽不懂党和组织的内涵要义，但从戏校里日日吟唱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中，我汲取了无穷的力量，憧憬着未来的美好，这种信仰和力量从那时起就深入骨髓，指引我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步步踏实积累，日日奋进不息。”他把全部身心投入京剧艺术教育、京剧理论研究、京剧舞台推广，为我国文艺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扛鼎之才。离休后，他积极参与戏剧领域的评审评奖工作，以“只谈水准，不讲情面”的高标准、严要求，不遗余力推动京剧艺术的守正创新。在220余万字的丰赡著述中，他孜孜以求近乎苛刻地梳理京剧发展脉络，日臻完善戏剧知识谱系，力求为各年龄段、各需求层面的读者展示“京剧之美”，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普及奉献了毕生心力。
直至现在，85岁的他仍然担任国家京剧院艺术顾问、文化和旅游部离退中心第十八党支部书记，为党和人民的艺术事业勤奋工作着。2021年7月1日，苏移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观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谈到学习体会，他目光坚毅满怀深情地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今天的繁荣强大是多少英烈先辈用血汗换来的。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坚定信念，筑牢政治灵魂，为党和国家贡献我们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力量和担当。我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一定会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