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金生，故宫博物院博物馆专家、副研究馆员。1979年考入故宫博物院，从事古建维修和文物藏品的保管、管理及研究工作。1984年以来，负责故宫博物院文物总账管理、文物征集、文物管理的院规章制度制定，文物外展、陈列、信息管理系统制度修订，赴外展的审核、点交等工作。
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梁金生历任保管部总保管组副组长、组长，保管部副主任，院办公室副主任，文物管理处处长等行政职务；曾任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文物征集鉴定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市博物馆学会保管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博物馆协会保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多次参加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中国友谊博物馆等机构有关博物馆文物保管方面的研讨、论证和培训工作。退休后，又受聘于故宫博物院。
梁金生的家庭和故宫渊源深厚。梁金生的高祖父、曾祖父都是清朝宫廷的画师，爷爷梁廷炜担任画师时，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被逐出宫。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梁廷炜从画师转为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
梁金生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参与了抗战时期文物南迁的工作。1931年，为了保护百万件国宝不被日寇洗劫，故宫人决定将包括石鼓在内的一万三千多箱文物迁移到安全地区。从此，被指派押运文物的梁廷炜和家人一道，开始了国宝南迁西移的长途跋涉，辗转大半个中国，历时十六年。梁金生的祖父负责其中最为艰险的北路，途经汉中时遭遇过日军的轰炸，过大渡河时曾经落水，过秦岭时又险遭翻车，最终保护文物平安抵达了四川的峨眉和乐山。随后，梁金生的父亲——当年刚刚17岁的梁匡忠也进入了故宫工作。在文物迁移的过程中，梁金生兄妹五人相继出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梁金生的父亲奉命留在南京看管没运走的故宫文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和故宫的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将暂存南京的大部分文物运回北京。
正因为这样的渊源，在后来知青返城时，梁金生只填报了一个志愿——故宫。他说：“我家几代人都在故宫，我的名字与故宫紧紧相连，我就出生在故宫当年在南京的办事处，让我去故宫当个古建筑的工人都可以。”最终，他于1979年进入故宫的工程队当了一名工人，5年后被调入故宫保管部。1984年以来，梁金生担任过保管部总保管组副组长、组长、保管部副主任、文物管理处处长等不同的行政职务，工作范围已经超越了梁家的上两代人。
1993年，梁金生在台北故宫，隔着玻璃柜，第一次看见了那些被爷爷护送的文物。镇馆之宝翠玉白菜，编号是“岁四〇八之一”。当年，把溥仪赶出皇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以《千字文》顺序给故宫文物编号。他按照账本查找：“岁”字号的文物，来自永和宫、同顺斋、总务处、坤宁宫和冬暖阁。几十年里，梁金生全面管理故宫文物的总账、库房、征集，在即将退休的时候，他又主动提出全面清理故宫文物的建议。从2004年开始，故宫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彻底的一次文物清理。
“一件件核查，挺难的，但是钻进去，就像跟不同时期的历史对话。”从2003年到2010年，梁金生主持了故宫第五次文物清理工作，铆足了劲儿“想给故宫做一本清清爽爽的文物账”。
2010年12月，梁金生完成了最后一项验收报告的审核，故宫有了建院以来第一个全面而准确的藏品量数字——1807558件（套），历时7年的文物清理结束，梁金生写了10万多字的验收报告。在他看来，这是他一生中为故宫所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也标志着文物清点工作的圆满结束。
故宫博物院从建院之后就着手追回散佚文物，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大了追回散佚文物的力度，通过征集、收购、参与拍卖等各种手段，让故宫的文物“回家”。然而，至今仍有大量的故宫文物仍然不知所终，这也成为梁金生心中一个未了的心愿。
“我觉得这是故宫人的一个责任，也是一个品格。”
梁金生希望现在年轻人多向老同志学习，不应该小瞧故宫的任何部门、任何的工作、任何的岗位，“只要你踏踏实实，静下心来工作，钻研它、热爱它，就都能有所成就。”
“故宫博物院要成为世界先进的博物馆，需要从各方面不断努力。用新的思想、新的技术、新的表现形式来展现宏伟故宫的博大精深，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
2008年，梁金生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他离不开故宫，故宫也离不开他，他一再被返聘至今。对梁金生而言，他的家就在故宫。他真正践行了一个故宫人与文物共命运，为文物保护事业不遗余力奉献了一生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