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国家图书馆建馆110周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图8位老专家回信，对老同志离退休后仍然心系国图发展和文化事业、坚守服务初心的行为给予充分肯定，勉励国图人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总书记的亲切关怀是对图书馆界的巨大鼓舞，接到回信的老专家们更是激动不已，感到非常振奋，其中便有朱颜荘老师。
朱颜荘，又名朱岩，如今已年届八旬，清瘦而矍铄。谈及对党的最初认识，是在上小学时他读了哥哥带来的一本小册子——毛泽东主席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当时他就已经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一个独立繁荣富强新中国的党。那时起，他的心里就对党充满了崇敬与热爱。
在北京四中读书时，朱颜荘认真阅读了苏联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了解了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四中老师的叮嘱：“要在红领巾还没摘下时争取加入共青团，在还没有超过团龄时争取加入共产党。”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一直遵循着这些教导和认识，在学习工作中一步步实践落实。他始终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不忘初心，坚决听从党的召唤，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无论干什么都要干好。
初中毕业后，朱颜荘考上了北京机器制造学校，学习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留校担任力学课程教师，第一学年就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成绩。第二年，他被组织调往从事国家急需的国防材料高低温试验设备与方法研究工作，并在此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6年，朱颜荘被调到国家图书馆工作，从此与图书馆事业结缘，开始在国家图书馆这片沃土上辛勤耕耘。最初他在业务处工作，新馆工程启动后，领导提议他到自动化发展部从事馆藏文献计算机管理和数字化研发的领导工作。面对全新的工作内容，需要从头学习英语和电脑软件工程基本知识，对于人到中年的朱颜荘来说，这是不小的挑战。当时还没有时间到馆外进修，只能边学边干。想到组织的信任和重托，同时自己还是一名党员，朱颜荘义无反顾地挑起重担，迎难而上。
当时图书馆自动化建设遇到的一个重要技术难题，是字符集不敷使用，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在汉字方面，当时系统只配备了一个包含6763个简化字系列的字集，对于馆内收藏的大量使用繁体字、异体字、罕用字的中文文献处理远远不够。其次，馆内不仅要处理中文文献，还需要在一个系统中同时处理世界各语种文献。这就需要一个包括汉字在内的多种文字统一编码平台，而当时计算机系统只配备一、两种字符集，即只能处理一、两种文字资料，这显然是个障碍。第三，当时计算机厂家各搞一套字符集编码，不同计算机系统之间传输数据困难，不利于数据交换与共享。这不单是图书馆界遇到的困难，也是全社会信息处理发展面临的瓶颈。
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需要经常与书目文献打交道，朱颜荘体会更深、感受更强烈。因此，当国际标准化组织提议制定大字符集国际标准时，朱老师和研发团队积极关注，密切追踪。1989年初，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正式提出了一个框架讨论稿（ISO/IEC 10646草案），在汉字编码方面请求中国拿出方案，朱颜荘觉得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一天终于到来。
1989年6月初，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议案，由中国计算机标准化委员会牵头召集国内有关专家和部门代表研讨国家对策。会议讨论了三个方案，其中前两个均是基于国家现用的基本字符集（简化字系列6763个汉字）单独进入国际标准框架的方案。与会人士认为不太理想，但是实现起来会比较容易，中、日、韩以及台湾地区都可以原封不动地将自己的字符集纳入国际标准。
基于图书馆信息处理需求，朱老师在会上提出了中国汉字与日、韩汉字（简称 CJK汉字）以及台湾地区使用的汉字统一编码进入国际标准的第三方案。他指出，中国是汉字大国，中日韩汉字同属一个体系，日韩使用的汉字绝大多数与中国是一致的，其自造的个别汉字仅占全部汉字的很少一部分，大陆与台湾地区所用汉字本来也就是一回事，中日韩以及台湾地区使用的汉字若不能统一编码进集，就不能最合理地利用大字符集编码空间。
大家认为该方案比较理想，但实现起来会有较大的技术难度，也不能排除国际上一些国家不合作的困难，对能否在预定时间内完成标准制定还没有把握。在这关键时刻，时任国家计标委负责人陈力为院士表示：中国在国际标准中能为自己的汉字争得应有空间，应该以此方案到国际上去努力争取，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要去争取。他的态度，对后来的工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后，国家加紧准备，并事先与台湾和香港地区的资讯业界进行了研讨沟通，取得完全一致意见。1991年4月，中国带着第三方案去韩国参加大字符集制定国际会议。果不其然，在会上中方一提出就遇到日本方面的坚决反对。但是来自美国计算机产业的代表对中方方案予以支持，他们也有CJK汉字统一编码的构想。面对日方的阻挠，中美双方磋商决定相互支持，提议联合研究，并在会上发表了欢迎其他成员参加的联合声明。虽说经历了不少波折，该方案还是获得了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认同。
方案确定后，摆在中国面前的任务是，如何把书面方案落实成CJK汉字统一编码电子形式标准成果。为此，国家成立了攻关课题组，课题组首先建立了来自不同字集的汉字点阵、编码信息数据库，其涵盖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十个字集（中国大陆基本集、三个辅助集和通用字表与文本通讯用的独立汉字，共23633个；台湾地区一个集19370个汉字；日本两个集12154个汉字；韩国488个汉字），共六万余汉字。要对这些来自不同地域、字形又有很多差异的大量汉字进行辨别（把认同的字放在一起，把独立的字分列出来），再按照一定序列统一编码，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靠手工方法不知要干到何年何月，而且质量也难以保证。
困难面前，朱颜荘和另外几位技术骨干的共识是：必须也只有走大胆创新和运用高科技手段之路。创建汉字属性库是采用计算机软件对汉字进行认同与甄别的唯一依据，是实现统一编码技术突破的一个关键环节。经过一年奋战，国家图书馆为该项目提供了我国基本集和三个辅助集两万多个汉字属性的研究成果，同时，又为日韩和台湾地区字集中的汉字追加编订新的属性。计算机通过属性对来自不同字符集的汉字进行区分与认同，终于编制出统一编码的电子子表。经过各国专家的多次审校，CJK汉字统一编码字表定稿上报，于1993年连同其他国家文字编码一起被ISO正式颁布为国际标准。
该标准投入使用后，迅速推动了世界范围互联网环境下中外文信息的交流、共享与统一处理。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和国家财政部联合为国家图书馆颁发证书《国家八五科技公关重大科技成果》。电子工业部有关领导指出，“这是国家在国际电子标准化方面打的最漂亮的一仗”。该项工作与之前完成的《汉字属性研究》《中国机读目录格式》等成果曾荣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以及文化部、电子工业部等授予的荣誉奖项。
后来，朱颜荘在国家图书馆教育中心任职，工作期间多次组织国图以及国内图书馆界信息技术培训与交流，邀请国外著名专家来华讲述现代化管理。
工作岗位上的朱颜荘兢兢业业，刻苦钻研，取得了丰硕成果。1998年退休后，他依然珍惜时光，老有所学、老有所为。他积极参加大字符集技术的推广应用，推动实现《四库全书》《四部丛刊》《汉语大辞典》等重要典籍全文数字化和全文检索；协助北京大学创建北京历史地理数据库，收录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侯仁之先生的全部著述及其弟子的主要著述，将数千万字的文字资料、百余幅地图、千余张图片和部分影像资料纳入专题数字图书馆；参与由十三个成员馆共同发起建设的辑录孙中山著述、革命活动与研究的数字化图书馆——孙中山数字图书馆；帮助实现日本古籍的数字化，为日本名古屋大学、早稻田大学、福冈大学的专家学者从事汉学研究提供方便；参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重点清史档案文献数字化工作项目《清代历史档案文献电子信息采集》等研发，助力图书馆从第一代以书目为核心的处理系统向新一代全文处理系统过渡，突破一系列技术难点，实现通过OCR转换达到典籍全文数字化、网络环境下全文检索（包括精准、模糊检索、知识检索），让读者足不出户、字可查、句句可检、一步到位即可获得最终文献信息，有力推动了中外文化学术交流与合作。
虽已步入耄耋之年，朱颜荘的心态却依然年轻。他认为一个共产党员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应该立足本职工作，牢记初心使命，扎扎实实地去奋斗，刻苦钻研，团结协作。他一直强调，自己的一切灵感、创意都来自对国图这块沃土的深耕。国图让自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做到“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也收获了人生最大快乐。他希望年轻的党员同志们以国图事业为己任，在自己的岗位上寻梦追梦圆梦，使国图在新时代更好地传承文明、服务社会，与国家发展同步，与时代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