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向延生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位老党员的成长历程，感受到了他对党的真挚情感。向延生研究员生于一个革命音乐家家庭，家庭环境早已为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向延生的父母亲向隅、唐荣枚分别于1932年和1933年到上海，入学中国当时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主科学校”，学习小提琴、作曲和声乐。1938年春天，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在延安建立了中国第一所高等艺术学府“鲁迅艺术学院”。向隅、唐荣枚都是由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从长沙介绍去的延安，他们与音乐系主任吕骥是该系的三位创办人，向隅是“第一个来到延安的专业音乐家”（吕骥语），唐荣枚作为延安的首席歌唱家，演唱《延安颂》《东方红》《黄河大合唱》里的《黄河怨》等歌曲，被毛泽东等人赞誉是“延安夜莺”。该系第一、二期只有他们三位教员，但是培养出郑律成、安波、李焕之、李凌、金紫光等56名学员；创作出歌曲《抗大校歌》《延安颂》、歌剧《农村曲》等著名作品。鲁艺成立后的第二年（1939年）7月1日，向延生出生在延安的窑洞里，为此向隅、唐荣枚特别请同乡长辈毛泽东给孩子取名为“延生”。在“鲁艺”这个环境里的耳濡目染，使向延生从小就受到中国革命文艺和民族民间音乐的熏陶和影响，并成为了革命文艺队伍的一员。
向延生是一位在儿童时代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党员，但他加入党组织的经历却比较曲折。早在延安演出新歌剧《白毛女》时，向延生作为其中最小的群众演员，已经进入革命的文艺队伍。1965年向延生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因出身于红色家庭被分配去上海的海军东海舰队政治部任干事、文工团编导。1973年调入音乐研究所工作，1982年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出于革命家庭以及所学专业的影响，向延生到音乐研究所工作后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以革命音乐为主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当中，先后承担了聂耳研究、冼星海研究和写作出版《中国近代音乐史》等工作。
聂耳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先驱、《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自1935年以来，关于聂耳的各种纪念活动经常举行，但是缺乏全面、系统性的研究。1978年向延生承担了聂耳专题的研究工作，并为此辗转北京、上海、昆明、广州等地，采访了近百位聂耳的亲友，查阅、收集、整理了大量资料。他甚至还在昆明档案馆的山洞战备仓库里发现了朱德1964年给聂耳的题词。改革开放之初，在中外音乐家团体交往过程中，国外音乐家团体通常会把该国的音乐家全集作为赠送的礼品，中国却没有可以回馈的音乐家全集。为填补这一空白，原文化部、中国音协决定编写《聂耳全集》，向延生在以往聂耳研究的基础上承担了这一开创性工作。1983年策划成立了全集编辑委员会，由聂耳的战友夏衍、吕骥等六人出任顾问，由时任文化部代部长的周巍峙以及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领导担任主编，研究历时7年时间，最终完成了这一系统性成果。《聂耳全集》上卷为聂耳的音乐作品，下卷为聂耳的文字著述，收录了乐谱、音响、文字和图片等。1985年《聂耳全集》在聂耳逝世50周年之际，由原文化部拨款12万元通过文化艺术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联合出版，填补了我国“无音乐家全集”的学术空白，激励了中国其他音乐家全集的编辑和出版。《人民日报》刊文赞誉它是“中华文化的丰碑”，1999年荣获文化部首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冼星海研究是继聂耳研究后，向延生对革命音乐研究做出的又一大贡献。冼星海作为中国近现代杰出作曲家，有关他在国内阶段的研究很多，但其人生经历还有一些并不为人所知的地方，例如回国前和在苏联的阶段。为此，他多次亲赴冼星海少年时代居住的新加坡、二战期间寄居的前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府阿拉木图考察，明确了冼星海的音乐之路开始于新加坡养正学校。
向延生还推动纪念《黄河大合唱》创作演出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依照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指示，时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的李源潮1999年召集有关单位，开会落实隆重纪念《黄河大合唱》创作与演出60周年的活动。中国艺术研究院由党委副书记王泽洲与向延生出席会议，承担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举办图片展览系列活动。
经过向延生紧张的筹备和联系，1999年6月在音乐研究所会议室召开了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和武汉音乐学院的专家宣读了相关论文、多家媒体的记者出席了会议。纪念《黄河大合唱》创作演出60周年的图片展览，同时在音乐研究所举行。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人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这一内容丰富的图片展览。
写作《中国近代音乐史（1840-1949）》是向延生年过半百后才启动的重大研究项目，而在此前向延生已经参加过两次“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编写。
写一部全面准确的“中国近代音乐史”，是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国家领导人和革命前辈多年的殷切期望。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由中国音协主席吕骥领导、李元庆主持，1958年调集国内有关学者14人住在音乐研究所编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历时三年仅完成“送审稿”和一套重要文字参考资料。当时的国务院文化组（后为文化部）1973年再调集全国18位专家住在音乐研究所编写《中国音乐史》（向延生曾任该编写组副组长），至1976年也未能成书。1976—1978年向延生领导编成的《中国音乐史曲谱、音响资料》成为全国音乐、艺术、师范学院中国音乐史教学的重要教学资料。改革开放后，遵照中国音协领导人吕骥、贺绿汀的要求，音乐研究所1993年第三次承接了《中国近代音乐史（1840-1949）》的编写工作，由向延生担任该艺术学科国家重点研究项目负责人，联合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共同写作。项目伊始，时逢音乐史学界“重写音乐史”大讨论，史家们的观念冲突和探讨致使写作工作进展缓慢。进入新世纪后，贺绿汀、吕骥和该著重要成员汪毓和、陈聆群先后病故，2010年在周巍峙的继续推动下，向延生克服巨大困难，联合陶亚兵、蒲芳于2021年8月写就100万字的《中国近代音乐史（1840-1949）》书稿，完成了担负的重大历史使命和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的任务。
该著作较之以往同类著作任务艰巨，重点音乐家一百多人，涉及的一般人物多达几百人。该著作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为：其一，该项目的编写及至成书从1958年至2021年，时间跨度长达63年；其二，该著作全面客观地书写了中国近代百余年的音乐发展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其三，作者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壮烈历史发展，作为主线的典范历史著述。
在采访的最后，向延生通过一则亲身采访的经历对年轻党员提出了期许。向延生曾去江西采访，其中一个村子当年有17位青年参加了红军，他们在长征前种了17棵树，并相约革命胜利共同返乡。但1949年革命胜利了，种树人却一个都没能活着回来。谈到动情处向延生不禁泪流满面，他说：“青年人要珍视先烈的牺牲……我们这一代人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党的第二个百年使命落在年轻人身上，中国的前途就在年轻人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