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5日，原文化部外联局党委书记、副局长蒲通与青年代表们分享对外文化工作经验和体会，他精神矍铄，谈起过往经历时记忆准确、思路清晰。
学生时代：打下外语基础，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蒲通于1971年初中毕业后，进入北京师范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俗称“白堆子外语学校”）学习法语。当时学校开设了英、俄、法、西、日、阿、德7个语种，配备的师资力量也比较强，其中部分年轻老师是在1960年代中期毕业的优秀高中生，经选拔被国家派往国外留学，后回国任教。白堆子外语学校的老师们语言能力和教学水平都很不错，帮助他们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外语基础。
1973年12月，在从白堆子外语学校毕业前夕，蒲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在那个年代，入团也好，入党也好，都是年轻人最美好的愿望，大家都在为实现这个愿望而努力。”1974年初，蒲通被分配到原房山县长阳中柬友好人民公社文教组工作，并在附近的一所小学兼任法语课教师，后来全职在公社文教组工作。他年纪轻，经常代表文教组参加公社的中心工作，曾经担任整党工作队、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和抗震救灾工作队的成员。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满怀憧憬，内心忐忑地报了名。由于处在特殊时期，学校学习不完整也不系统，且毕业后4年忙于工作，高考前只有短短15天复习时间，蒲通的高考成绩并不理想。但得益于外语成绩较好，以及北京市对报考外语院校专业成绩比较好的考生提供特殊政策（凡是政治、语文、史地三门180分以上，且外语笔试95分以上、口试4分以上的考生都可以录取），他幸运地被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录取。
初出国门：感受中外差异，亲历“诈”弹袭击
作为在中学时期就入党、有着近50年党龄的老党员，又亲眼见证了国家由落后到逐渐强大、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发展过程，蒲通的阅历引起了青年代表们的兴趣。蒲通讲述了他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第一次走出国门的经历和感受。那是在1986年9月，蒲通陪同江苏省昆剧团赴法国巴黎参加巴黎秋季艺术节，巴黎秋季艺术节是一年一度的综合性艺术活动，那一年的主宾国是中国。当时，国内派出了由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率领的上海越剧院和由昆曲表演艺术家张继青担任主演的江苏省昆剧院，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规模相对较小的项目，如贵州的地戏、四川的茶馆表演团等。那时蒲通在原文化部外联局欧洲处工作，他的任务是给江苏省昆剧院《牡丹亭》演出团做翻译。蒲通随团先到巴黎，然后又到里昂、格勒诺布尔、安纳西等城市演出，还去西班牙参加了马德里艺术节。这次出访给蒲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是因为第一次出国，也不仅是因为时间比较长，更为特殊的是，到巴黎的时候正好赶上几天前发生了恐怖袭击，恐怖分子在购物的高峰时段在一家商场门前引爆了炸弹，造成了人员伤亡。当时巴黎的公共场所都升级了安保级别，人们进入影剧院和商场都要接受检查。尽管如此，中国艺术团的演出还是照常进行，受到法国观众的热烈欢迎。
1986年的中国还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着差距，但第一次走出国门，面对西方国家的发达与繁荣，蒲通并没有十分惊讶。他反而觉得，差距虽然很大，但并非天壤之别、不可逾越，只要努力，是可以缩小，甚至赶上的。后来，随着生活阅历不断丰富，他对国情和世情的认识也愈发全面深入，逐渐认识到，缩小差距，并不是一味寻求与西方一致，保持特性、善于创造尤为重要。在他看来，中国一方面不能妄自菲薄，要发扬优秀传统，另一方面也不能妄自尊大，要虚心学习外国的一切好东西，为我所用，把自己的事情办得更好。
蒲通还讲述了这次出访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艺术团参加完马德里艺术节后又回到巴黎，计划在巴黎休整一晚。第二天启程回国。但就在奥利机场等待取行李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高喊：“快离开！快离开！”只见有人在行李传送带边上拉起警戒带，并把乘客驱离到很远的地方。蒲通一打听，才知道有一个包裹从传送带滚落，很长时间没人动，十分可疑，于是有人报警，正在等待警方处理。警方排爆专家来了以后，又让大家离得更远一些，接着就把那个包裹引爆了。只听“砰”的一声，大家凑近一看，几个南瓜被炸得粉碎，原来是虚惊一场。
两任常驻：结缘浪漫法国，深耕中欧交流
在蒲通对外文化工作的生涯中，一共在国外常驻过两任，第一任从1987年5月到1992年1月，第二任从2006年8月到2011年7月，都是在法国。蒲通觉得，只有很好掌握驻在国的语言才能正常有效地开展工作。对于第一次常驻的年轻干部来说，有经验丰富的前辈传帮带，无疑能加速自身的成长。蒲通回忆起他动身赴法国常驻前，一位老同志向他传授工作经验，提醒他一定要注意收集信息，不仅要认真阅读资料，而且要走出办公室，多走、多看、多听；不仅要看电视、看报纸，还要多听别人讲，出门能坐地铁就不要开车，他都照做了，并受益匪浅。例如坐地铁这一项，从进入地铁站开始，各种各样的信息就扑面而来，商品、电影、演出、展览广告以及和其他文化活动相关的各类信息极为丰富，候车的时候有充裕的时间阅读。巴黎地铁里经常推出一些公益性广告，如纪念名人的诞辰和纪念日的招贴画，不经意中丰富着你的知识。了解这些第一手的、鲜活的情况，一方面有利于跟法国人交流，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给国内提供资讯。再例如听人讲古这一项，也非常有用。要做好某项工作，一定要了解这项工作的历史沿革、来龙去脉、跟这项工作有 关的人和事，这是开展工作的前提和条件。蒲通结合一些具体实例，告诫青年代表们，不要接手一项新的工作就想着另起炉灶，而是应该全面了解这项工作的历史，如果因为不了解已经取得的进展，取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那就无异于坐井观天。只有了解以往，确定好自己的坐标，才能规划好以后的努力方向。
蒲通认为，在国外工作其实就是做“人”的工作。通过多走、多看、多听、多接触，充分了解情况，做好日常积累，才可以做到既能跟国内的人民有共同语言，也能跟当地的合作伙伴有共同语言，做“人”的工作才能有的放矢、事半功倍。他表示，在与人合作的过程中，既不能在有求于人时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尊严，也不能在对方有困难求助于自己时斤斤计较，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真诚地对待合作方，给对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如果确实超出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也要与对方坦诚相见，说清楚，这样才能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的良好合作关系。
应对挑战：重视日常积累，遇事处变不惊
在蒲通第一任常驻期间，国内外形势发生较大变化，外交工作面临严重考验。他表示，在外部形势变化下，能够做到处变不惊，且积极主动灵活适当地应对，有所作为，配合好外交工作大局，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日常工作的质量和各方面积累的厚度。
蒲通列举了亲身经历的两件事。第一件事发生在1989年，国内原计划派两个较大型艺术团于10月初到法国演出，一个是大连京剧团，从1989年9月下旬至1990年初巡演三个多月，另一个是武汉杂技团，从1989年10月初至12月底在巴黎驻场演出三个月。因为形势的原因，国内一度考虑取消这两个艺术团的访法计划，但时任驻法国大使周觉在慎重分析后认为，当时的形势下，中法双方唯有在文化上还保持着比较畅通的合作渠道，应当努力以文促政（政治关系），以文促经（经贸交流）。另一方面，接待这两个艺术团的演出商都是文化处多年的老朋友，与中方在长期合作中建立了互信的基础。由于和中方多年的友谊，他们承诺做好艺术团的接待工作，保证艺术团的安全和演出的正常秩序。综合各方面因素，驻法国使馆党委认真研究后，认为这两个艺术团可以也应该按计划赴法，并正式向国内反馈了意见。
武汉杂技团抵法后，生活上得到了演出商无微不至的照顾，在巴黎的演出也是场场满座。为做法国政商界的工作，周觉大使还自购演出票，邀请一些重要人士观看演出。有一天晚上演出开始前，剧场工作人员将一男一女带进后台武汉杂技团团长夏菊花的包厢，男士是巴黎市副市长兼巴黎大区议会副主席，并说希拉克市长非常感谢周觉大使寄给他请柬和演出票，但是当晚有事来不了，十分遗憾，让他代为出席观看。他对夏菊花说：“你们来到巴黎，就当作到了家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你们可以随时找巴黎市政府。”
大连京剧团则是在法国外省城市巡演，舟车劳顿比较辛苦，文化处就时常派人员开车去外地看望他们。为了鼓励大连京剧团完成好演出任务，文化处向周觉大使建议，以他的名义，用带国徽的卡片向演员们表达对圣诞节和元旦的祝福。文化处的工作人员冒着严寒，驱车几百公里，把贺卡一张一张送到每一位演职人员手里，他们都非常感动，纷纷表示要珍藏起来。
以上两个艺术团的演出非常顺利圆满，大连京剧团甚至还延长了两个月。令蒲通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武汉杂技团在巴黎冬季马戏馆（19世纪中叶的古建筑）的最后一场演出。在演出结束，全体演员出场谢幕时，全场观众鼓掌不足以尽兴，激动得跺起脚来。当时蒲通就在马戏馆最高一层的座位上，目睹此情此景，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即便是现在回想起这两个艺术团访法的前前后后，演员们为国家和人民争光的表现，仍然令他感动和自豪。
第二件事的主角是西藏歌舞团。那是在1991年，也就是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国内向西欧地区派了两个歌舞团，一个团走南路，访问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另一个团走北路，由才旦卓玛担任团长，访问英国、法国和德国。走北路的歌舞团，总共出访一个月，一头在英国一个星期，一尾在德国一个星期，中间在法国两个星期。蒲通当时在驻法国使馆文化处负责艺术交流，安排西藏歌舞团访法的具体工作自然落在了他的肩上。当时已经是他在使馆工作的第四年，对当地的情况已经熟悉，也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所以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不再会发愁、犯怵，需要考虑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做，而是如何做才能做得更好。在驻法国使馆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在文化参赞充分信任和全力支持下，蒲通通过法方合作伙伴，比较妥善地安排了西藏歌舞团的访演日程。两个星期内，西藏歌舞团参加了两个民间艺术节，在布列塔尼地区演出了三场，最后来到巴黎，在使馆教育处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大厅各演出了一场，圆满结束了巴黎之行。
西藏歌舞团访法具有政治意义，遇到一些干扰是意料之中的事，作为代表使馆随团活动人员，必须对此保持警惕，做好应对准备，及时交涉处置，同时要与接待方密切合作，安排好歌舞团的演出和生活。其间，蒲通的精神高度集中，开车跟着歌舞团走了一路，排练演出、参观游览、吃饭住宿，都和团员们在一起，确保能随时掌握新的情况，妥善做出反应。
蒲通认为，这两个项目是他在第一任常驻时遇到的考验比较大的项目。尽管为克服困难、完成任务付出了很多，但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锻炼，为他后来在国内外从容应对挑战打下了坚实基础。
回顾过往：盘点重大事件，总结职业生涯
在蒲通两次常驻之间，他出任原文化部外联局领导，这期间参与了两件大事，一是中法互办文化年，他担任组委会中方主席代表；二是他作为团长，率领由七八个部委的人员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两个重要公约的谈判，一个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另一个是《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蒲通说，这是他最值得记忆的两件事，因为这两件事的意义超出了事情本身。特别是“中法文化年”掀起了和欧洲国家文化交流的高潮，产生了一定的外溢效应，对中欧文化交流产生了重要、积极、正面的影响。在“中法文化年”的示范带动下，“中国意大利文化年”“中国西班牙文化年”“中国希腊文化年”等纷纷得以实施。虽然后来中欧关系开始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遇到了一些坎坷和曲折，但他觉得做这些工作还是非常值得的，不能用短期的、功利的眼光来看待，而是应该把眼光放长远，要看到中欧双方都在文化交流中实现了互利共赢。他认为，“和平与发展”并没有过时，依然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只要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事，就是有意义的。
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蒲通觉得有两点特别值得庆幸：一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这是中国共产党经历千辛万苦，流血牺牲实现的；二是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了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纠正自身失误的基础上所开创的。和平的年代使人民免于战乱祸害、外敌入侵、颠沛流离，给了大家一个正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环境；改革开放的年代则给个人和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蒲通说，他能够考上大学，并从事自己钟爱的文化外交工作，就是完全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
展望未来：勉励青年同志，寄语建党百年
采访临近尾声，蒲通语重心长地向青年代表们提出了期望：一是要深入了解自己所从事工作的历史沿革和来龙去脉，二是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一定要诚实，诚实是实事求是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