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式昭1935年出生于四川省历史文化名城资中，在家庭浓厚的文化氛围下，自幼便大量背诵了古文、古典诗词，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1957年，康式昭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历任北京市委《前线》编辑、市委宣传部文化处处长，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原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司长，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副会长，北京杂文学会、北京文艺学会、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顾问。他既在诸多领域取得过很高的文学成就，又在宣传文化部门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可谓“学者型官员”“官员式作家”。在他发表的多部小说、评论、散文、杂文、报告文学等各类作品中，读者总能感受到他勤学、进取的精神，以及对生活倾洒的真情。
始终未忘文学初心
回顾自己最初接触图书，康式昭说这是源自父亲的期望。还在上小学时，父亲就试图让他日后走上科研的道路，要求他每天定时到资中一中图书馆看书。但是在图书馆他却迷上了文学名著，馆内的各类名著令他着迷，一口气看了个遍。康式昭读小学二年级时，父亲为哥哥请来家庭教师教授古文知识，康式昭跟着学习，背诵了大量古典诗词，如《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等，这让他从此深深地爱上了文学。
1948年，父亲过世，迫于生活压力，康式昭离开学校，在药房当起了学徒。尽管如此，他依然执着于自己的文学初心，四处寻找各种文学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资中县成立了总工会，开办了职工业余夜校。康式昭白天在药店当学徒，晩上就来夜校听课。1951年，得知资中一中设立了助学金，他考回母校就读高中。就读期间，他担任了校学生会主席，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念完了高中所有课程。1953年，康式昭前往内江参加高考，当时他填报的所有志愿均为北京大学，第一志愿他毫不犹豫地填写了北大中文系，第二志愿则是大物理系，第三志愿为数学系。最终，他如愿考上了北大中文系。
在北大就读期间，康式昭成为了北京大学名噪一时的才子，曾任学校团委宣传部长，团办大学生刊物《红楼》杂志主编。1957年，在《红楼》杂志创刊号上，他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明天是正月二十三》。1958年，他组织北大话剧社集体创作了话剧《时代的芳香》，作为新中国校园戏剧的发端，这部剧描写了北大化学系学生通过科研攻关制造香精的故事，并于1959年初在中央电视台播放。1961年，他被中共北京市委调入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编辑部，曾编发署名吴南星的《三家村札记》。
20世纪80年代，康式昭先后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文化处处长，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1990年调原文化部任政策法规司司长。工作之余，他全心投入创作，陆续发表、出版了大量文学作品。其代表作除了早年与他人合作的《大学春秋》外，还有电影文学剧本《青山遮不住》，文艺论文集《鼓吹与论争》《文化：潮边思索录》，杂文随笔集《吃蜘蛛与吃螃蟹》《说三道四集》《是是非非集》《康凯陈言集》《康凯杂文》，以及戏剧论集《说戏·戏说》等。
我的一切离不开共产党
康式昭觉得，自己一路走来，得到今天的成就，一切离不开共产党，是党给了他学习进步的机会。
自1953年申请入党，1954年成为预备党员，1955年正式转为党员，至今，康式昭在党已有68年。大学时要求进步，他积极申请入党，被身边的党员同学所感动，在他看来，共产党员具有共同的品质，就是艰苦朴素、品格高尚。这种坚毅的精神品格也在鼓舞着他追逐着自己的文学理想，鼓励着他不断创作，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为民还是当官，始终不曾停下手中的笔。
康式昭探索过多种写作形式，在文艺创作和思想评论的多个领域，都奉献了不少精品力作。关于小说类，他写过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小小说；关于影剧类，他写过话剧、电影剧本、电视短剧等；关于评论类，他写过文艺评论、文化研讨、思想评论等。然而，这些文学创作，都是他在完成诸多工作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由此可见他的辛苦和勤奋。
有学者评价：“康式昭的主业从学徒、学生，到杂志编辑，到党、政、群机关领导干部，官至司局正职，任务不能说不重，工作不能说不忙，但他在以特定要求完成本职工作外，总是挤出精力，巧用时间，辛苦劳作，不断推出‘额外’作品。而在文集之外，还有远远超过文集总字数的职务作品，即作为工作任务的各类型调查报告、请示报告、工作报告、工作计划或总结等。”也正因为他的工作主业所需和他的“副业”的广泛社会影响，他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副会长，中国剧协理事，中国版权协会常务理事，原文化部艺术局重点剧目指导小组副组长，“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中国艺术节奖、中国戏剧节奖、中国人口文化奖、戏剧梅花奖等全国性常设文艺类评奖的评委，以及中国“小百花”越剧节、中国黄梅戏艺术节、中国川剧节、中国京剧节、全国昆剧中青年调演、全国梆子戏剧种汇演、陕晋豫“金三角”戏剧汇演等专门性戏剧评奖的评委和召集人等。“这些社会活动，耗去了他的不少精力，但反过来又使他的才华在更广阔的领域得以展示，也为他丰富社会生活，激发创作灵感，扩展创作内容，提供了不竭动力和良好条件。”
对于自身创作，康式昭总是谦虚地认为，是资中的文化哺育了他，是党为他创造了求学进取的机遇。他语重心长地教诲大家要解决好为人和为文的关系，要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是非观。
养德修艺，以文艺的力量鼓舞人
在他人眼里，康式昭是“一个具有艺术气质的文人，一个极富理性精神的学者，一个忠于职守的文化官员”，这也决定了其创作文体的多样性与创作题材的丰富性。在康式昭很多文学创作中，能够看到他丰富多彩的文化旨趣，读出他鲜明的人生理想。
文化，就是要“以文化人”“以文化心”和“以文育人”。一直以来，康式昭始终以此来要求自己，在为人与为文上永葆积极向上的思想追求。
康式昭不仅在作品中表达自己对生活、对世界的美好理想和愿望，同时在作品中倾注了真实充沛的情感。他以手中的笔时刻描摹生活的真实和世象人生，始终注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始终注意观察和体悟，始终紧跟世界和国家向前发展的滚滚洪流。也正因此，他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散文、杂文还是文艺评论，都放射出时代的气息，有着对于历史和现实、对于宏观与微观的深刻把握和独特看法，并以此打动着读者，激励着读者，启发着读者，唤起读者对生活和人生的深思。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句屈原的话，常常被康式昭挂在嘴边，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激励、鞭策着他在写作路上永铭初心，永驻真情，永远褒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康式昭认为，文艺工作者面对大众，肩负重要的责任和使命，“作为被人民哺育的文艺工作者，要把崇高的价值、美好的感情融入自己的作品，引导人们向高尚的道德聚拢，去影响、去铸造、去潜移默化地熔炼人们的灵魂。这也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身体力行就是了。”康式昭说。
